摘要：科研组织模式创新是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的重要内容，当前高校有组织科研可以分为建设重大科研平台、设立科研特区、设立独立新型科研机构等九种组织模式。高校采用何种组织模式受到服务面向、经费来源、研究问题清晰程度、研究实力强弱等具体情境影响，高校主要以独立实体科研机构为组织载体，并建有专门的运行保障机制。我国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在科研战略规划、科研组织体系建设、科研组织协同、科研平台运行、科研评价激励等方面存在不足。新时期高校加强有组织科研，要加强有组织科研战略谋划，整合优化有组织科研载体，创新有组织科研运行机制，改革科研管理体制。

关键词：有组织科研，组织模式，组织体系，运行机制，管理体制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2021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高校跨学科研究团队协同创新：运行机制、影响因素与组织激励”（DFA210306）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高校加强有组织科研，服务国家与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是发挥高等教育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支撑引领作用的重要举措。2022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就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作出部署。高校有组织科研，从政府主体出发，是政府对大学的科研治理模式，国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引导高校在关键领域和“卡脖子”的技术上下功夫；从高校主体出发，是大学科研组织与管理创新行为，是高校针对外部重大科研需求，主动谋划科研生产，组织科研力量进行集体协作，并进行重点资源投入与管理制度创新的活动。高校如何加强有组织科研，采用何种组织模式，需要什么样的组织保障，是当前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的关键所在。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个案的实践介绍与问题对策两个方面。实践研究主要是知名大学校长对本校开展有组织科研的实践和想法介绍，尚未有对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综合实践的研究；问题对策研究主要基于现有科研运行体制，存在泛化倾向，甚至有一些研究将高校要加强有组织科研的原因当成问题，缺少针对性建议。本研究对高校有组织科研的现有组织模式进行梳理总结，归纳有组织科研的经验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分析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面临的挑战与问题，提出实施建议，以期为新时期高校加强有组织科研提供借鉴。

一、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的组织模式

科研组织模式是关于科研人员合作与分工的系统性安排，以及围绕合作与分工所进行的资源投入与整合。创新科研组织模式是开展有组织科研的核心活动，“先进的科研组织模式，能够有效整合和利用各种科研资源，激发科研主体的创新活力，提高科学技术研究的整体效益”[1]。目前，高校有组织科研共有九种组织模式。

1.依托政府平台建设计划，建设重大科研平台

科研平台能够迅速汇聚人才和资源。平台越高，汇聚的资源越多，能吸引到的人才层次越高，也就意味着能有更高质量的科研产出。通过科研平台建设，将院系教师凝聚在一起形成有组织科研力量，是有组织科研普遍采用的模式。我国高校普遍借力政府科研平台建设政策，在校内建立“学院-学校-省部-国家”的金字塔式科研平台体系，通过平台层级升级，不断汇聚校内外科研资源，提升科研攻关能力，以最高层级科研平台承担重大科研项目攻关。

2.针对优势学科集群，设立校内科研特区

一些高校针对学校优势学科集群，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及科学前沿问题，设立专门科研机构以长期开展优势学科领域的综合性研究，打造学校核心科技竞争力。为了摆脱传统科研机构弊端和学校现有科技体制的束缚，学校对这些科研机构实施特殊的管理政策，在办公空间、人事岗位、人才“帽子”、研究生名额等方面进行专门资源配置；在项目申请、成果转化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在考核激励方面，实行相对独立的人事制度。这些科研机构成为学校科研发展中的特区。我国一些研究型大学建立高等研究院（简称“高研院”）就是科研特区的典型。例如，同济大学围绕土木工程建立高研院，武汉大学围绕生命科学、化学、物理学、材料科学、先进光源等领域建立高研院。

3.以外部资助为契机，成立独立新型科研机构

一些行业龙头企业或者政府部门为促进某一特定领域的研究，往往依托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立相应的研究机构。高校以企业捐赠或政府资助为契机，成立独立运行的新型科研机构，开展某一个领域的综合研究。例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成立航空发动机研究院（以下简称“航发院”），开展航空发动机领域的技术研发与人才培养。航发院不受校内科研管理制度的限制，是集基础研究、应用与开发研究为一体，同时具有人才培养（学历教育）功能的独立运行实体，是融合二级学院与产学研合作于一体的新型科研机构。北京市一些高校依托北京市政府支持建设高精尖中心，开展相关领域重大研究，如清华大学建立“北京未来芯片技术高精尖创新中心”，独立于清华大学现有科研运行体系。

4.面向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实施科技创新计划

对一些研究需求较为明晰且急需解决的问题，高校直接设立大科学计划、大科研项目，整合多方力量开展专门研究。美国一些高校面向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中存在的最棘手问题，设立大科研计划，吸引教师组建强大团队关注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并开展相关研究。例如，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分别于2013年和2015年发起“可持续洛杉矶计划”（SLAGC）和“抑郁症重大挑战计划”（DGC）。[2]UCLA提出的重大挑战计划是一个全校性的“大科研合作”计划，遵循其提出的“大目标，大影响”（Big Goals，Big Impact）初衷，通过整合全校相关资源致力于共同解决一些重大社会挑战，并争取发展资源、扩大影响力、布局未来创新领域。[3]截至2021年，全美有近20所大学正陆续发起重大挑战计划，号召学术机构共同致力于重大社会挑战。[4]我国一些大学也实施类似的大科学计划，如深圳大学推出“2035追求卓越研究计划”，结合国家重大战略和深圳市“20+8”产业集群领域重大关键或前沿科技问题，通过设立重大项目、重点项目、探索项目这三类进行前瞻布局和自主培养。[5]

5.围绕重点战略科研领域，成立若干专门研究小组

高校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行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在优势学科领域成立若干专门研究小组，组织科研力量开展重点研究。采用这一模式的高校，一般在校级层面有明确的重点科研发展领域，围绕这些重点领域，学校集合校内院系教师并聘请大量专职研究人员或项目制研究人员组成专门研究小组。例如，芬兰卡累利阿应用科技大学围绕学校研究焦点领域设立若干研究小组，聘用专职研究人员，专门开展外部重大资助科研项目；[6]北京邮电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一些行业特色高校围绕行业领域重大问题成立专门研究团队，开展重点领域研究。在我国，由于学术型行政领导兼有学术权威与行政权力，由担任行政职务的学术领导牵头组建学术团队，开展所在学科方向的重大研究，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研究小组组织模式。

6.面向未来前沿技术，成立跨学科交叉研究中心

由于学科交叉融合在重大科学发现、复杂问题解决中的重要作用，跨学科研究日益成为当今世界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备受推崇的科研组织模式。面向未来前沿技术，成立跨学科交叉中心是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的重要模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二战后创建有组织研究单位（Organized Research Units，ORUs）的先驱，[7]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围绕实质性研究主题，在校级层面建立了130多个跨学科研究的有组织单位。我国高校围绕未来科技发展前沿成立了多所跨学科交叉研究中心，如北京大学的“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清华大学的“未来实验室”“脑与科学实验室”等。

7.与龙头企业合作，成立校企联合研究机构

龙头企业是行业产业发展的技术引擎。龙头企业代表了行业技术发展前沿，龙头企业的技术瓶颈往往就是行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问题。高校与龙头企业合作开展研究是解决行业重大问题的有效方式。一些高校以学校作为行动主体推动产学研合作研究，与龙头企业合作成立联合实验室、联合研究院等校企联合研究机构，如清华大学成立的科技开发部代表学校开展重大产学研合作洽谈，有针对性地开拓与重点企业和地区的科技合作，围绕学校主要学科领域对接行业龙头企业，力争让学校每一个学科或者院系都有“对口”的龙头合作企业。如果校企合作领域比较宽泛，涉及多个院系或学科，校企联合研究院就设在科技开发部下管理，由科技开发部组织协调多个院系教师参与研究。

8.与地方政府合作，成立地方新型研发机构

我国一些研究型大学在经济发展活跃和技术需求旺盛的地区成立地方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进行技术二次开发与成果孵化。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是我国较早建立的新型研发机构之一。为了克服地方新型研发机构成果孵化与大学科研成果“两张皮”的问题，自2011—2017年，清华大学先后在天津、成都和苏州等地，为8个院系建立了产业派出研究院（以下简称“派出院”），依托相关院系进行管理，不仅进一步开发和验证院系的原创技术，提升原创技术的成熟度，还通过孵化服务，有组织地转化院系科研成果。我国其他高校也纷纷与地方政府建立类似新型研发机构，如合肥工业大学与合肥市政府合作成立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

9.以高精尖项目研究为基点，以二级学院为单位开展全链条研究

极少数大学以整个二级学院为单位开展重大科技攻关问题研究，建构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关键工程技术研究全链条的有组织科研模式，完成科研生产。例如，清华大学的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核研院”）在清华大学原子能基地（“200号”工程）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核科学与技术学科体系，发展成为一个兼有研究和人才培养功能的二级学院。核研院将科研与教学合二为一，既是核能领域的科研基地，又是人才培养基地。采用这种模式需满足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处于高端学科或高精尖领域。与普适性学科先培养本科生再招研究生，逐渐发展科研功能，建设科研平台的成长逻辑不同，高精尖学科领域始于科研功能，一开始就建有科研平台。由于高端学科知识的社会适应性差，所以以研究生为起点培养学生，科研从高精尖小众领域发展到具有普遍规律性大众研究，再培养本科生，进而发展成为二级学院。二是发展于特殊时期。高精尖小众领域的研究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发展起来的，或者是由特殊事件促成的，有强大的精神意志支撑。例如，清华大学的“200号”工程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我国核电技术面临瓶颈的特殊历史时期，举全国、全校之力艰苦卓绝奋斗的重大科研攻关项目。“200号当时是举全校之力来建设，老师非常年轻，学生是各个院系抽的最好的学生，根正苗红的，而且基本都留校工作。这批人对清华、对核学科本身是又红又专、赤胆忠心的，后来基本是按照这条路走过来的。”[8]

二、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的经验特征

1.情境条件影响科研组织模式的采用

高校有组织科研采用何种组织模式受具体情境条件影响。总体而言，高校有组织科研模式主要受服务面向、经费来源、研究问题清晰度和研究实力四个因素的影响（见图1）。

   一是服务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是新时期我国科研的四个基本面向。高校有组织科研也有不同服务面向，要着力在实现重大原始创新突破上下功夫、在攻克“卡脖子”问题的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上下功夫、在服务国家区域创新发展战略上下功夫、在提升行业产业发展核心竞争力上下功夫。[9]面向原始创新突破的有组织科研主要开展目标导向基础研究，多采用重大科研平台、科研特区的组织模式，其重点是提升科研攻关能力，为申请和承担重大科研任务做力量上的准备。面向关键技术攻克的有组织科研，主要采用独立科研机构、跨学科中心、科技创新计划和专门研究小组等组织模式。面向区域发展与行业产业提升的有组织科研主要是开展政产学研合作研究和技术商业化活动，倾向于采用校企联合机构和新型研发机构等组织模式。

二是经费来源。经费来源于学校内部还是外部也影响有组织科研的组织模式。学校内部自主科研投入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学科建设经费、科研发展经费或科研平台建设经费，主要采用重大科研平台、科研特区、二级学院等正式化程度高的组织模式；外部经费资助的有组织科研偏向于应用开发研究，倾向于校企联合研究机构、新型研发机构等组织模式。

三是研究问题明确程度。研究需求越清晰，研究问题越明确，越是以科研计划、项目为牵引组织团队开展问题研究。研究需求越不明确，研究问题越模糊，越是采用平台、机构等组织化程度高的组织模式。

四是研究实力的强弱。大学科研水平越高，实力越强，越以平台和组织为载体进行组织，有组织科研管理上也越分权，有组织科研载体的学术自主权就越大。科研水平越低，实力越弱的大学，越倾向于采用研究小组、项目这种更为直接的组织模式，有组织科研管理上更加集权，往往在校级层面进行组织，有组织科研载体的学术自主权也越小。同时，研究实力越强的大学，有组织科研的组织模式越丰富，顶尖研究型大学几乎包含了以上所有组织模式。

2.以独立实体科研机构为主要组织载体

传统基于学科的院系学术组织偏重于理论性研究，不利于高校迅速响应外部研究需求，因此，高校往往在院系学术组织之外建立体系庞大、功能纷繁的科研平台与组织。这些以研究中心、研究所、研究院、实验室等命名的科研平台与组织为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奠定良好的组织化科研体系。面向外部重大需求的有组织科研，主要以独立运行的实体科研机构为组织载体，呈以下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独立运行于二级学院或学校。根据有组织科研载体与二级学院的关系，可以分为与学院融为一体、设在二级学院之下、相对独立于学院、完全独立于学院、独立法人机构五种模式。大多数高校有组织科研载体采用后三种模式。“相对独立于学院”的有组织科研载体虽然不隶属于学院，但是与学院在人员、资源使用等方面交互频繁。这种模式下的有组织科研载体聘有专职研究人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员来自学院，主要以“选调”学术精英方式“吸收”教师参与有组织科研工作。教师人事关系归属单位在学院，教师在学院从事教学，在科研平台开展研究，这样有组织科研载体能够有效利用学院学术力量开展科研。“完全独立于学院”的有组织科研载体是平行于学院的二级单位，可以说是没有本科生培养功能的二级学院。这种有组织科研载体建有专职科研队伍，与学院不共用师资，学院教师主要以参加项目的方式参与有组织科研载体的研究。“独立法人机构”的有组织科研载体，依托大学研究力量，但是在大学之外另建一套平行组织体系，需要超大量资源投入，一般以国家或省级政府为投入主体。例如，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BNL）等依托大学管理的国家级实验室，浙江省之江实验室以建设国家实验室为目标的大型科研机构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我国以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创新孵化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主要使命的地方新型研发机构也主要采用这种方式。

二是以实体科研机构为主。有组织科研载体以实体运行为主，实体和虚体科研机构的区别关键在于是否有专职的科研人员和稳定的收入来源。实体科研机构合作团队相对稳定，一般有持续性合作项目，团队成员有相对稳定的学术领域分工，并进行学术交流和学术资源共享。有组织科研载体在机构设置上多为实体，有专门的科研人员编制设置、稳定的科研团队和经费来源。虚体的科研平台也可以是有组织科研的重要载体，在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政策引导下，高校重大科研平台逐渐从虚体向实体运行转变，重大科研平台的实体化运行成为趋势。

3.建有专门的运行保障机制

在创新有组织科研模式之余，高校普遍建立了包含行政驱动、资源配置、管理服务等在内的运行体系，有力保障有组织科研高效运行。

一是以行政力量为组织驱动。高校有组织科研由行政力量驱动，而且往往是由学校层面的行政力量驱动。例如，明尼苏达大学重大挑战计划就是由教务长发起并成立。2015年年初，“教务长重大挑战研究战略小组”智囊团由30名各院系资深教授和杰出教员组成；2015年秋，战略小组先后组织五场全校范围学术论坛，广泛征集关于挑战主题的创意及研究计划。[10]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组织全校教师讨论理工交叉融合科学问题时遴选形成10个科学问题，学校启动支持计划，通过“揭榜挂帅”开展前沿技术集智攻关。对于研究实力一般的大学，学校行政力量在有组织科研中发挥尤为重要的作用。例如，为了获得外部重大科研资助项目，芬兰卡累利阿应用科技大学在学校层面组建专门研究项目申请团队，由学校组织外部重大科研资助申请；学校领导作为科研活动的组织者，与科研管理部门一起围绕研究焦点领域开展对外交流、建立合作关系，争取外部科研项目。

二是有专门的资源配套保障机制。无论何种组织模式，有组织科研在机构设置、人员配置、人才引进、办公空间、实验室设施设备等资源配置方面都有着完全不同于大学传统学术组织的专门资源保障机制。有组织科研载体是学校高端人才引进的重点“落户地”，有专门建设资金、办公场所和研究生名额等方面的保障，在职称晋升、考核激励等方面也有相应的政策。

三是有相对独立的管理运行体系。在学校的行政组织下，有组织科研载体具有一定的学术自主权，设有学术委员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等专门议决机构。例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发动机研究院将北航和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组成的理事会作为研究院的决策机构外，还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与学术委员会来决议学术事务，成立联合院务会、党政联席会来负责研究院的日常运营管理；之江实验室也设有理事会和学术咨询委员两个决策机构，内部设有一套强有力的创新管理团队来负责日常运转。对科技计划、研究小组这种非建制化的组织模式，一般也采用“一事一议”原则，实行相对独立于其他科研项目和团队的管理。

四是有相对独特的科研服务体系。有组织科研是高校科研管理服务的重点对象，如芬兰应用科技大学的研究小组由学校科研管理部门进行专门服务。一些高校还成立独立的管理团队进行专门服务，如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国家级科研平台采用“高研院统筹规划管理、科技平台独立运行”的矩阵式管理体制，由高研院统筹负责党建、思政、人事、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研究生管理、群团工作等非学术事务管理工作，[11]免去了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

三、我国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面临的问题挑战

我国高校高度重视科研组织模式创新，但是在科研战略规划、组织体系建设、科研管理制度等方面存在问题，对有组织科研提出挑战。

1.有组织科研战略规划不足，未能精准对接外部需求

有组织科研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战略规划。科研战略规划不仅是科研发展的顶层设计，更是面向外部重大需求打造科研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战略管理基于这样一种信念：组织应该持续地监测内外部各种实践和趋势，以便在必要时作出及时调整。[12]有组织科研制定战略规划要做到以下几点。一要了解并分析外部科研需求。我国高校对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被动接受多，主动谋划少，尚未建立起主动响应国家与区域战略需求的有效机制。二要针对外部需求进行市场分析与科研产品定位，结合高校科研发展优势，系统布局谋划有组织科研发展方向与重点领域。总体而言，我国高校有组织科研前瞻布局不够，主要呈“点状”开展，尚未建立起“横向融合”创新主体、“纵向贯通”创新链的有组织科研战略布局。三要研制开展有组织科研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的实施策略与行动计划，“高校一方面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同时以此为基础制定相应的‘施工图’，梳理出未来5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开展的重大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究等工作”[13]。目前，我国做到这一点的高校可谓凤毛麟角。

2.有组织科研组织体系建设不足，科研资源配置效率不高

和其他生产活动一样，科研生产也需要人、财、物等基本要素投入。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及围绕高端人才而建立的研究团队、平台、组织、项目是科研生产投入的四大基本要素。我国高校虽然为有组织科研建立了专门的资源保障机制，但是由于科研平台与组织数量众多且不成体系，使得“有组织科研面临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资源共享不足、重大科研项目得不到长期稳定的支持等问题，亟待各创新主体合力解决”[14]。当前，我国高校有组织科研组织体系建设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科研平台拼盘升级式，主要是借力政府科研平台建设政策，采用“拼盘”整合式升级发展策略——从院级升到校级，再申请省部级，进而申请国家级。我国政府科研平台建设实行申请认证制，高校先投入建设再申请政府资质认证和资源投入。科研平台重申报、轻建设和多而不优、大而不强的情况依然存在，尚未形成高效协同的创新组织体系。[15]二是科研组织不断分化新设，主要有学科知识生产、未来前沿研究、校企联合中心、产品开发与成果孵化等四类科研组织，每一类组织体系界限清晰、功能相对单一，但是研究领域上却存在一定重叠。学科知识体系之外的新设科研组织能有效弥合学科知识分化与研究问题复杂综合化产生的矛盾，但是大量功能相对单一、组织边界相对清晰的科研组织的存在却加剧了科技创新链的割裂，使大学科研资源缺乏统筹、配置分散，难以持续“重力”投入有组织科研。

3.有组织科研各主体协同不够，不利于跨学科科研团队组建

当前，高校难以组建多学科领域稳定的研究队伍，特别是有利于跨学校、跨学科、跨专业的协同创新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16]在我国现有的科研管理体制下，有组织科研载体和学院在功能和人员上存在严重重合。首先，学院和平台都具有教学和科研功能：学院主要开展教学，同时也从事研究；科研平台主要开展研究，同时培养研究生。二者在研究领域、研究类型、研究生培养等方面存在功能相似性。其次，学院和平台在部分教师身份归属上有重合。围绕科研项目第一负责人、科研成果第一署名，以及“第一牵头人和署名人”人事归属等问题，有组织科研载体与学院在教师时间精力分配、学科建设经费分配、实验室设备配置、研究生指标等资源分配上存在竞争关系。学院与平台关系越是不清楚，竞争越激烈，矛盾越突出，越不利于跨学科科研团队的组建与合作。

4.有组织科研载体运行机制不完善，不利于重大科研项目组织

有组织科研载体根据研究方向或领域建立若干研究中心，每一个中心就是一个PI（Principal Investigator）团队。PI制是一种以首席科学家为核心人物的科研组织形式，“PI制的基本原则是研究开放性和学术自由，最大特点就是PI享有很大的自主权，能对项目中的人力物力资源进行自主分配”[17]，这种分权式科研组织形式特别适合于研究领域稳定的自由探索性研究，但是却不完全适合有组织科研。首先，不利于对外部重大需求作出响应。PI团队有较为固定的研究领域与学术兴趣，存在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契合度不高的风险。其次，不利于重大科研项目的组织。有组织科研载体申请重大科研项目有两种方式，一是由平台申请，获得立项之后将项目分给各个团队PI完成；二是由团队PI以平台的名义申请，立项后由申请团队主导完成。有组织科研载体采用PI制，能有效调动PI申请项目的积极性，但单个团队往往难以申请重大科研项目，存在项目小、经费少等问题。在申请如创新群体项目、大仪器项目、基础科学中心、重点研发计划等大项目时，PI之间的合作程度和关联程度不足，不能充分发挥科研基地（国家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等）的组织作用。[18]最后，不利于有组织协同合作。PI团队之间在学术优先权、资源分配、绩效考核等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合作壁垒。

5.有组织科研评价激励制度不健全，有组织科研载体服务积极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虽然有组织科研载体以开展国家和区域重大需求研究为导向，但多按科学研究规律设置，以提高学术水平为目标，评价考核以论文、奖项、“帽子”等为指标，主要看其在学科领域达到的研究水平。也就是说，大多数有组织科研载体是学科科研组织平台，遵循学科知识生产逻辑，以水平高低为主要评价标准。一方面，高校热衷于在尚未布局或缺少布局领域建立重大科研平台，以抢占“第一研究”或本领域国际领先学术地位，较少关心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与贡献，有组织科研载体服务国家和区域重大需求的服务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有组织科研载体倾向于将学科发展与学科评估的压力传导给科研人员，科研人员和学院教师一样，热衷于追求学术发表和奖励，解决社会真问题的积极性不足。

四、新时期高校加强有组织科研的实施建议

1.加强有组织科研战略谋划，精准对接外部需求

有组织科研战略谋划要围绕国家和区域发展重大需求，进行科研发展布局，找准科研方向，凝练科研选题，为凝聚战略力量打好基础。高校要加强有组织科研战略谋划，主动融入国家重大战略与区域发展大局，积极参与国家与区域重大科研计划设计；主动研判国家社会发展需求，与政府、企业等相关利益主体主动进行交流，了解、挖掘、掌握科研需求；在掌握需求的基础上，结合学校的优势和特色，思考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要吸纳哪些人来做等问题。为此，一要加强党委对有组织科研的决策引领，将有组织科研纳入学校发展的重要事项，纳入党委议事决策范围，为有组织科研战略谋划提供组织引领、支持与保障。二要建立制度化的外部需求了解、分析、转化与传导机制，加强高校领导与外界利益主体的信息交流与需求转化，加强优秀教师的学术领导力培养。三要加强科学技术研究院（简称“科研院”）建设，转变科研管理理念与职能，由单一行政性服务向集主动谋划、组织策划、服务支持为一体的综合管理转变。

2.整合优化有组织科研载体，加强有组织科研资源统筹配置

高校发挥“新型**制”的优势，聚焦关键领域，建立多主体协同的创新组织，科学合理地统筹配置科技资源并实现资源有效共享，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有效推进有组织科研的有力举措。[19]高校加强有组织科研，一要对标国家实验室重组要求，加快推进科研平台的整合优化工作，强化各类科研平台的内涵建设，推动平台建设由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进一步做实做强科研平台，切实提高科研平台的创新能力。二要充分利用学科组织体系，在原有学科组织体系中引入外部重大需求，一体化设计从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发到成果转化的科研生产全过程，建立完善畅通的科技创新全链条。

高校研究实力强弱对有组织科研体系建设有重要影响。研究型大学研究领域众多、类型多样、资源丰富，倾向于维持一个庞大复杂的科研组织体系，以创设完整的科研组织生态，有组织科研载体优化整合可以选择加快补齐短板弱项，聚焦学科水平提升、平台内涵建设、创新人才蓄积、成果转移转化、体制机制改革等路径[20]；研究实力较弱，资源较为匮乏的高校，有限的资源投入不足以支撑多领域的有组织科研，应该选择最突出的科研优势及外部需求最迫切的少数研究领域，建立一套独立运行的科研组织体系，并在资源和政策上给予重点支持，打造一支独立的高水平科技力量，以承接有组织科研任务。

3.创新有组织科研运行机制，构建高质高效的创新机制

创新有组织科研运行机制，一方面，要发挥战略科学家的作用，建立由大科学家牵头组织战略科技力量的组织机制。战略科学家不仅能够精准把握外部需求与科研问题，开展科研领域局部与科研任务设计，还能够有效组织协调各方力量，依靠个人吸引力和学术影响力量打通各PI团队合作问题。另一方面，在现有的PI制运行方式之外，引入项目制运作与管理方式，以提高科研项目组织质量与效率。一要创新重大科研项目组织机制。探索多元化项目申请机制，主动围绕国家和区域发展重大需求与问题进行项目策划与设计，根据科研项目设计组建大科研团队。二要创新重大科研项目实施机制。实施重大科研项目负责人（Project Director）制，赋予科研项目负责人人、财、物等资源分配权。三要创新重大科研团队组建机制。采用固定和流动人员相结合的团队组建原则，流动人员根据重大科研项目需要，可以聘请学院教师，也可以聘请项目制研发人员和助理。科研团队随着科研项目结束而解散，又重新根据新的科研项目组建，形成人员流动机制。四要创新重大科研项目管理机制。探索实施项目经理制管理模式，聘请项目经理人对重大科研项目进行全过程管理和监督，保证项目的有效执行，为项目研究开展提供专项支持与服务。

4.改革科研管理体制，促进有组织科研协同合作

有组织科研协同合作要着力破解有组织科研载体与学院的竞争关系。高校加强有组织科研要做好统筹布局，从学校层面打破学院、组织、平台、团队之间的壁垒，形成有组织科研参与各方联动、各司其职、协同合作的科研管理体制。在组织结构上，要打破教师组织关系归属，以学科群为单位建立大部制基层学术结构，以打通不同学科教师的使用，减少教师隶属关系的组织壁垒。在功能定位上，学院与平台组织要差异化错位发展。学院主要从事人才培养与基础研究，有组织科研载体主要从事应用开发研究，以承担外部资助的科研项目为主。随着科研管理“放管服”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的科研经费执行自主权不断增大。鼓励有组织科研载体通过聘请科研助理的方式吸纳研究生参与相关研究。在管理体制上，建立学院与平台的分类管理与考评机制。学院发展遵循学科知识生产逻辑，有组织科研载体以需求贡献为导向，要瞄准国家和区域发展重大需求，从单一学科向多学科转变，从学科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同时，有组织科研载体与学院要实行分类评价，有组织科研载体评价以服务贡献为导向，学院评价以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为导向。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服务国家战略，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建立突出质量贡献的学术评价制度，形成优良的学术文化。[21]要建立与有组织科研使命和目标相一致的评价机制，以获得外部科研资助、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对国家社会发展的贡献等为主要评价指标，切实作出有组织科研载体的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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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霞玲，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科研处副处长、副研究员

来源：《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