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缘于“西部意识”的掣肘、空间布局的结构性矛盾、专项政策上的弱干预等，“中西部高等教育”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在社会认知、技术路线、政策制定的三重诱因下得以形成。而外延式扩展的发展方式、纺锤形的办学层次结构、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分别导致了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认知锁定、技术锁定和制度锁定，从而成为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过程中的三种路径依赖形式。树立质量强校的价值理念，把内涵式发展作为振兴工作的重中之重；构建金字塔型的办学层次结构，走特色型而非全面型的发展道路；加大对中西部高等学校的支持，扩大省级政府的统筹管理权限，是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从“锁定”到“进阶”的可能方案。

关键词：中西部高等教育；西部意识；振兴；锁定；进阶

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是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实现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振兴，我国先后实施了“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等战略规划。但是，受传统发展路径的制约，中西部高等教育在不断自我强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削弱对其他可能路径的青睐，从而陷入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困境。诺斯（North,D.C.）从制度理论出发在论述路径依赖形成机制的基础上指出，“路径依赖主要涉及到认知层面、技术层面和制度层面”[1]。诺斯对路径依赖三个层面的划分为我们分析“中西部高等教育”这个重要概念的生成诱因以及中西部高等教育屡振不兴的困境提供了较为合适的分析框架，对解决我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中所遭遇到的问题具有较高恰切性。以诺斯的划分为抓手，对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中的认知判断、技术设计、制度构建进行历史分析和现实扫描，探寻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在三个层面存在的理论命题与现实困境，能够为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从“锁定”到“进阶”提供可能方案。

一、生成逻辑：“中西部高等教育”概念形成的三重诱因

“任何概念的出现，必然承载着某种历史过程和历史内容。”[2]“中西部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来源于历史沉淀、伴生于政策变迁、凸显于当下实践的重要概念，不仅仅指向于某一特定区域，亦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还是一个涉及政策制定的话题，对于所有“后发追赶”型的国家、区域和高等学校都具有深刻而广泛的代表性。

（一）“西部意识”的掣肘：“中西部高等教育”概念形成的社会认知诱因

阿特巴赫（Altbach,P.G.）曾指出，“关于‘中心—边缘’的高等教育体系结构，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之间，也存在于同一国家、同一区域或大学组织的内部”[3]。“中西部”地区作为一个明确的现实存在和地理方位，既具有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等优势，也具有地理位置比较偏远、自然环境较为恶劣、交通便利程度较低等劣势。中西部地区的地貌结构和地理位置决定了在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的背景下，其发展活力与历史上便为富庶之地的东部相比有较大差距。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其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与规模，从而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形成了阿特巴赫所说的高等教育领域的“中心—边缘”结构。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理论，长期浸润于“边缘”结构中的中西部地区渐渐滋生出“西部意识”，进而认为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只能靠后、必然落后的发展思想。有学者将“西部意识”总结为人们“受历史基础、地理条件、经济水平、社会环境以及文化氛围等因素影响，对西部高等教育长期发展缓慢或未实现振兴的状况，认为理所当然、安于现状、画地为牢、无能为力、习惯依赖的思维认知”[4]。“西部意识”对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是有所戕害的，这种戕害会进一步加重“西部意识”的固化，易造成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缓慢——“西部意识”加剧——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更加滞后的恶性循环。由此导致中西部高等教育自主培养的高层次人才“留不住”，毕业生“引不来”等诸多困局。有统计显示，无论在专任教师高级职称的比例上，还是在高等学校毕业生本地就业率上，都存在着明显的东多西少、东高西低的现象。从专任教师高级职称的比例上来看，“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高级职称的平均比例是43.3%，但是西部地区的7个省以及中部地区的5个省，其专任教师高级职称的平均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从高等学校毕业生本地就业率上来看，“中西部高校毕业生流动至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就业比例分别为66.34%、15.53%和18.14%，整体上呈现向东部发达省份集聚态势，广大中西部省份的集聚水平则相对较低”[6]。

（二）空间布局的结构性矛盾：“中西部高等教育”概念形成的技术路线诱因

如果说“西部意识”是中西部高等教育概念形成的社会认知诱因，那么，高等教育空间布局的结构性矛盾则是中西部高等教育概念形成的技术路线诱因。我国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已有百年之久，“从学区制构想、文军西征、院系调整到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的推进”[7]，国家在资源配置上的宏观调控对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起到的作用不言而喻。回顾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有过三次规模较大且历时久远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调整事件，对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使许多大学以新姿态迈向新民主主义的前进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遗留下来的高等院校各自为战、分布不均、工科薄弱，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水平人才的需要，为此便进行了包括高等院校全部国有化、院系合并、主要建设中西部工学院系等的高等学校调整。二是1955年沿海大学进行战略性内迁，将沿海高等学校的同类专业，迁至内地新办高等学校。其中较为有名的是上海交通大学根据《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迁至西安成立西安交通大学。高等教育部“决定交通大学1956年开始由上海迁往西安，1955年开始进行基本建设工作，迁校后的最大发展规模为12 500人”[8]。三是在三线建设时期，部分东部高等学校根据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与国防战备要求所做出的高等学校战略性西迁。其中，较为有名的当属现在的国防科技大学择址长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落户合肥等。以上三次高等教育布局的调整，极大地缩小了东西部高等教育之间的差异，对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积极的影响。

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战略是国家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大背景下，对我国迈向教育强国目标作出的重要部署。《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9]。这对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既是一次机遇也是一次挑战。亨廷顿（Huntington,S.P.）曾指出，“现代化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复杂的过程、系统的过程、全球化的过程、长期的过程、阶段性的过程、同质化的过程、不可逆的过程、进步的过程”[10]。中西部高等教育要以现代化作为发展的目标，必然要完成教育结构布局等技术路线上的根本改造。总体而言，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结构布局等技术路线上仍然缺乏系统性、整体性与均衡性，与现代化的要求存在较大距离。从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来看，虽然不同层次的高等院校均在中西部建立起来，但其数量与规模均未能很好地与区域人口数量和社会发展相适应。从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来看，重点大学过于集中在某几个中心城市，一些非中心城市和非省会城市的高等教育资源较为稀缺。从中西部高等教育的类型结构来看，未能与新兴产业、交叉学科有机结合，普通高等院校与职业高等院校比例不尽合理，服务于区域特色产业的能力较弱。

（三）政策上的弱干预：“中西部高等教育”概念形成的制度诱因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问题既来源于历史，又凸显于当下，不但具有复杂性，且这一问题“内嵌在社会的运行及其结构之中，是社会转型及其变迁的产物”[11]。21世纪以来，为了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推进区域高等教育均衡水平，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建设的专项政策。通过梳理国家对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专项政策可以发现，这些专项政策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推进实施“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重点建设一批中西部高水平大学，并在没有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的省份，按“一省一校”的原则，重点建设14所高等学校；二是通过多种途径扩大中西部高等教育资源，重视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和发展；三是以中西部高等学校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学校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建设为重点，加大政策倾斜力度，推进实施“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省部共建中西部高等学校工作、对口支援中西部高等学校工作等，以形成政策组合拳效应。这一系列专项政策旨在激发中西部高等教育办学活力，形成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相匹配的高等教育体系。在这些政策的持续推动下，中西部高等教育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办学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整体面貌得到了巨大的改善。

但现实情况却是，“东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12]。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研究指出，“由于没有达到缩小东西部高等教育之间差距的目标，1999年至2019年的干预措施总体上属于弱干预，即干预的强度不够。”[13]因此，要采取“强干预”的措施才能彻底扭转东部和中西部高等教育办学水平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我国所实施的较为典型的“强干预”措施当属抗日战争时期东部高等学校战略西迁。东部高等学校的战略西迁，不仅使没有高等学校的西部省份实现了零的突破，更是极大地促进了中西部高等教育的繁荣发展，至今仍对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历史负债太多，加上多年来优先发展东部地区所导致的中西部高等教育的亏空很难一时得到填补，所以，中西部与东部地区之间高等教育的势差虽然在这一系列政策上的持续性扶持与财政上的补偿性倾斜下有所弥补，但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之路依旧很漫长，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仍在路上。面向2035，如何做到“重整旗鼓再出发”，是中西部高等教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需要着重考量的问题。

二、路径依赖：当前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中西部高等教育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受社会认知、技术路线、政策制定的三重诱因而得以生成，其振兴同样也呈现出诺斯所说的认知性、技术性、制度性三重路径依赖形式，从而出现屡振不兴的困难局面。

（一）外延式扩展的发展理念：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认知锁定

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流变的过程，都要经历某些特定的发展阶段，而不同阶段的发展方式在理念的选择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有研究指出，“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必然要历经从成熟期的外延扩展发展方式到变革期的内涵发展方式转变”[2]。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由来已久的“西部意识”认知，决定了中西部高等教育目前仍以“等、靠、要”的外延式发展理念为主，而非内涵式的发展理念。外延式与内涵式都能实现高等教育的发展，外延式发展的目的是做大做全，内涵式发展的目的是做强做优。当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总体规模较小而教育市场的需求较为旺盛时，宜采取外延式的发展理念和道路，用规模效应来带动该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当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总体规模达到一定的程度，并且教育市场需求开始停滞甚至萎缩时，宜采取内涵式的发展理念和道路，用优化效应来提升该国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

从1999年开始实施高等学校扩招，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已经实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继而到普及化的过渡。在跑步进入普及化阶段之后，我国高等教育也面临着规模扩张与出生率下降、规模扩张与教育质量提升、规模扩张与教育制度改革、规模扩张与毕业生就业困难等一系列的尖锐矛盾。基于对这些矛盾的深刻认识，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在《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中明确指出，“必须把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作为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重点，抓住机遇，加快解决突出问题，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内涵式发展的新跨越”[15]。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这是我国在新形势下对中西部高等教育“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进行发展”作出的科学判断。但是，囿于配套支持短缺、优质人才流失等条件的制约，一些中西部高等学校仍然采取扩充学科门类、扩大办学面积、提高教师学历要求等方式来实现自身的蛙跳式发展。

（二）纺锤形的办学层次结构：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技术锁定

跨入新时代，“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的战略方针没有变，但是，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应该作出必要的改变。在知识经济于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的时代脉络下，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走高质量、创新型的发展道路，成了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在新经济增长理论学派看来，技术进步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而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实现技术进步的主要渠道，是达成技术进步向人力资本转化的奠基工程，因此也是区域经济社会现代化的重要驱动性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所指出的：“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16]因此，以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为依托，着眼于推动我国从人口红利到人力资本红利的转变，加快实现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创新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实现发展动能和模式的转换，迫切需要中西部高等学校强化自身与本地区产业经济的联系，增进自身与当地社会经济的联动。同时，作为人才资源的蓄水池，中西部高等学校也要为本地区提供过硬的技术服务以及相匹配的各类型人才。而合理的办学层次结构就成为中西部高等教育达成以上目标的重要抓手，也成为扮演社会子系统的高等教育发挥其先导功能的技术设计前提。高等教育合理的办学层次结构不仅要能够为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供给高层次的创新型人才，还能供应大量的实践型中低端人才。但是，中西部高等教育所呈现出来的不规则的纺锤形层次结构，导致其服务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能力不足，使其对经济社会的推动、引领、先导作用大打折扣。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是指“高等教育内部由于教育程度和水平的高低而形成的不同层次及其相互关系”[17]。自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和急剧膨胀以来，一些中西部高等学校由于缺乏对市场的科学预测和灵敏认知，盲目贪大求全、蜂拥建设、跟风攀比，导致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竞相争跑同一条跑道。他们一方面热衷于将高职高专院校进行“专升本”，另一方面为了将普通本科院校办成多科性大学而不断扩充办学规模和扩大本科招生人数。这种单一型、模式化的办学方向，造成学术型研究高等学校、普通本科高等学校、高职高专三类高等学校结构失衡，所培养的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人才比例失调，呈现出研究型人才以及职业技能型人才比重过低，而普通本科层次人才所占比重过高的不合理的纺锤形办学层次结构。这种不规则的纺锤形办学层次结构，并不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各级各类人才的多样化的需求，它一方面会导致人才层次与行业需求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不能够很好地满足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会因为存在“过度教育”和“难以致用”，造成“大材小用”和“学非所用”的问题，形成对中西部本就稀缺的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使业已严峻的就业形势雪上加霜。

（三）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制度锁定

如何处理好政府与高等学校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一直是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议题。“从总体上看，高等教育体制在大众化过程中的变革表现出两大特征：一是高等教育体系不断分化而呈现多层次化和多样化；二是高等教育管理过程中权力趋于分散和下移”。[18]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在高等教育领域也进行了以不断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为宗旨的办学体制、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形式等方面的改革，逐步确立了中央统一领导，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在“统一领导，分级管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指导下，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结构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地方政府和高等学校的办学积极性也得到了极大的调动，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格局初步形成。但是，长期以来所形成的高等教育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并未从根本上得以解除，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之路仍任重道远。这是因为“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治理结构效果如何，很多时候取决于省级政府对辖域内高等学校投入的多少。而省级政府对辖域内高等学校投入的多少，“往往取决于各省级财政所拥有的财力大小”[19]。受自然、社会和文化环境等外在条件的限制，中西部地区在新的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节节后退，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持续拉大。由此导致中西部地区省级政府财政较为困难，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省级财政能力差距悬殊。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省级财政能力的差距必然会导致更多依赖于省级财政的高等教育在资源配置上存在较大的势差，中西部高等教育普遍面临着资源短缺的窘境。

克拉克（Clark,K.）曾说过，“两个因素从根本上决定着我们协调什么：高等教育的任务和卷入其中之权力的主导结构”[20]。省级政府对辖域内高等学校投入的多少，不仅取决于各省级财政所拥有的能力大小，还“取决于省级地方政府在不同的教育理念影响下，对高等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以及是否愿意对高等教育投入的意愿”[19]。由于缺乏足够的外力推动和诱导，中西部地区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意愿也明显滞后于东部地区。这是因为，“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和治理结构只是把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权限从中央相关部门移交到省级政府和高等学校手中，但在招生计划审核、重大科研项目审批、教育拨款等决定性的权力上，仍然存在较为明显的向上集中的现象。并且，随着“双一流”等国家高等教育战略的推行，中西部地区的省级政府和高等学校，对中央财政的依赖更是有增无减。由此导致中西部地区作为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责任主体，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意愿严重不足，“等、靠、要”的思想较为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中西部高等教育不论是在优质资源、经费投入，还是在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等方面，都与东部地区存在明显的差距。以高等教育优质资源为例，“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A类学科的占比分别是70.72%、19.99%、9.29%”[22]。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高等教育优质资源存在着明显的劣势。

三、进阶发展：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可能方案

“路径依赖受自我强化机制、路径有效性、沉没成本及利益团体寻租行为等组织内部压力的影响，通常很难被打破。”[23]只有“当情境中呈现的偶然事件产生的影响度高于现有主导逻辑路径起源的影响度时，便会引发内部变革，成为突破当前主导逻辑路径依赖的起源”[24]。这就意味着，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必须实现进阶发展，引入新认知、新技术和新制度，倒逼中西部高等教育跳出舒适圈，不断打破先前锁定的主导逻辑，将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后发劣势”逆转为“后发优势”，从而推动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全面振兴和整体崛起。

（一）树立质量强校的认知理念，把内涵式发展作为振兴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西部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转变认知理念，改变只能纾解局部之难和一时之困的外延式发展模式，把内涵式发展作为振兴工作的重中之重。高等教育的外延式发展应当有其内在尺度，超越了合适的内在尺度，外延式的发展不仅会造成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还会给个体发展与社会进步带来不利的影响。我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一些衡量指标是以简单的数字来定义的，所以，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过程中所沉淀的问题如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一样令人关注。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外延式发展理念并遭遇到发展瓶颈之后，中西部高等教育应该静下心来，树立开放共享的、以内涵发展为主的新理念，实现振兴之路由“以量谋大”到“以质图强”的重要转变。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以提高人才培养水平和质量为核心目标，由主要依靠学校数量的增加和招生规模的扩大向主要依靠教师素质的提高、教育内容和手段的优化、教育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转变。”[25]中西部高等教育加快实现内涵式发展，实现自身的崛起振兴，关键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狠下功夫。

首先，中西部高等学校需要坚守高等教育的本体价值。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全面振兴是一个系统的长期工程，没有“魔力子弹”可打，必须在坚守高等教育本体价值的基础上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地缓步前行。中西部高等教育从外延式发展到内涵式发展的振兴之路的嬗变，要求中西部高等学校不能脱离高等教育的本体价值，去追求跳跃式发展或者追赶式发展；相反，追求跳跃式发展、追赶式发展应该服从和服务于高等教育的本体价值。“高等教育现代化要以促进人的发展为战略落脚点，因为人不仅是发展的手段，更是发展的目的，高等教育最为根本的作用就是培养各类高素质专业人才，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6]因此，中西部高等学校应该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优化人才培养体系，以向中西部地区提供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和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来获取国家的认可，从而获得更多的国家资源和社会支持。

其次，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需要树立和践行“增值性质量观”。“增值性质量观”是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基本依托，树立和践行“增值性质量观”是新时期加快实现中西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中西部高等学校自身甚至社会各界在进行质量判断时，都聚焦在学校的规模是否够大、学科是否齐全、教师成果的多寡等“静止质量观”上。这种“唯头衔”、“唯资源”、“唯数量”的评判积习应该得到转变，转变到强调中西部高等学校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为促进学生专业发展、为提升学校整体实力而形成的“增值性质量观”上来。

最后，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需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核心任务之一。中西部高等学校只有向区域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大批次人才，方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和更多的发展资源。毋庸讳言，对于很多甚至大部分的中西部高等学校来说，只能朝着教学为主型高等学校的方向前进。对于这部分高等学校，要充分认识到办好教学为主型高等学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真正回归到人才培养的核心使命和任务上来”[27]，以“厚基础、重能力、宽口径、能创新、善实践”为目标，从课程设置、教学改革、文化营造、师资培育等方面着手，将振兴的压力真正变为前行的动力。

（二）构建金字塔型的办学层次结构，走特色型而非全面型的发展道路

当前，我国中西部高等教育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金仍然是以政府的财政拨款为主。很多中西部高等学校为了从政府手里获取更多的教育资源，往往不顾自身发展的传统、特色、层次和类型，盲目地追大求全。这不仅导致学校整体实力没有得到明显提升，还压缩了中西部高等学校长期以来所积累下来的优势学科、特色学科、传统学科等的发展空间。依据人才培养类型的不同，有学者将高等学校分为学术型研究高等学校、中间类型高等学校、高职高专三种类型，其中中间类型高等学校主要包括了以教学为主、本科为主（可培养专业研究生）院校、多数地方高等学校、师范类院校等。[28]三种类型的高等学校，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人才培养任务，在知识的创新、成果的转化、技术的普及应用等环节扮演着不同并且难以被取代的角色。由于对人才市场的需求缺乏足够的灵敏度，中西部高等教育在办学层次结构上，存在着比东部高等教育更为明显的中间类型的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能力过剩，而专科层次人才和高端层次人才培养能力不足的突出问题。

在国家号召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时代背景下，增强中西部高等教育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密切联系，构建起高等教育与地区经济社会的联动发展机制，迫切需要中西部高等教育在找准自身的定位和办学层次结构的调整上狠下功夫。

首先，应该将中西部高等教育从不规则纺锤形的办学层次结构改造为金字塔型的层次结构。这就要求中西部地区控制中间类型高等学校本科层次的过度扩张，抑制其盲目增设新专业，引导其走专门化、特色化的发展道路。扩大学术型研究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规模，提高研究生层次的培养质量，限制其不恰当地举办以营利为目的的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专科教育。积极发展高职高专类教育，在规模上要有一定程度的扩大，在质量上要有显著的提升，在特色上要突出其操作性、职业面向性，提升其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配性，约束其单纯为了升学的目的而扩大规模。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各司其职、科学定位和优势互补，能够有效规避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优化配置中西部地区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阶梯性人才的迫切需要，避免低才高用和高才低用现象的出现。

其次，鼓励同一种类高等学校之间的良性竞争，禁止不同种类高等学校之间的恶性攀比。国家需要对中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进行分类管理和科学评估，避免用同一个标准甚至仅仅用科研水平来衡量不同类型高等学校的发展，引导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在各自类别中争创一流，以此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多样化和特色化发展。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任何层次和定位的高等学校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都可以办出各自领域的一流。

最后，中西部高等教育要充分利用国家“一带一路”等政策的红利和自身独特的自然资源、地缘优势、人文景观，走特色型而非全面型的发展路径。在我国向以创新为主导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时期，中西部地区各层次各类型高等学校都要立足当地实际，依循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地缘优势形成独特的办学特色，积极响应并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之中，使自身从对外开放的“神经末梢”变为“前沿阵地”。为此，中西部高等教育要主动对接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从产业发展中汲取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营养，促使高等教育与区域特色主导产业相辅相成”[29]，从而推动自身从“封闭保守的象牙塔”转变为“知识创新的引领中心”。

（三）加大对中西部高等学校的支持，扩大省级政府的统筹管理权限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实施了以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为目的的体制机制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和重大突破。但总体而言，中西部地区无论是在财政投入能力和意愿方面，还是在管理理念和运行机制上，都与改革预期存在一定程度的落差，并由此导致中西部高等教育和东部高等教育存在的差距持续扩大。为此，全面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书写好我国高等教育奋进的重要篇章，需要在管理体制和治理结构上着紧用力。

首先，科学规划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布局，加大对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资源配置是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强大推动力，是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不可缺少的外在条件。就目前来讲，我国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的主导权还主要集中在政府手中，并且财政拨款仍然是各个高等学校主要的和相对稳定的经费来源。面对长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区域发展的非均衡状态以及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巨大差距，中西部高等教育要想实现振兴，离不开国家政策上的继续扶持与财政上的补偿性倾斜等“输血性”措施。国家应该持续加大对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投入和扶持力度，“通过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计划、省部共建高校支持计划，重点建设省内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立新时代高等教育公共资源向中西部倾斜的政策，缓解中西部高等教育经费不足、发展滞后的压力”[30]。

其次，扩大中西部地区省级政府的统筹管理权限，增强中西部高等教育自身的“造血功能”，解决省级政府在行政管理和财政支出中的“低效化”和“短视行为”。国家政策上的继续扶持与财政上的补偿性倾斜，固然能够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财政能力，但是，作为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责任主体，如果中西部地区各省级政府和高等学校的主人翁意识没有根本确立，那么，国家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植仍然不能有效发挥活性因子的作用。为此，我们要突破传统管理思想的约束，破除中西部高等学校“等、靠、要”的弱者思维，同时减少对中西部高等教育行政命令式的直接干预，把简政放权作为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牛鼻子，增强中西部地区省级政府和高等学校自身的“造血功能”，真正建立起充满活力的、能够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经费投入和运行机制。同时，“进一步地调整高等教育事权，将高等教育体制由‘中央地方共同负责，省级政府为主’过渡到‘中央和地方共同负责，以中央政府为主’的体制，快捷解决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资金瓶颈问题”[31]。

最后，政府要主动转变职能，实现高等教育治理模式从“政府控制型”（State Control Model）到“政府监管型”（State Supervising Model)[32]的转变，并建立起基于权力下放的强有力的“问责制”管理模式。萨尔米（Salmi,J.）认为，“应该给予大学更大的自由。政府短暂的束缚并不会带来卓越，需要在监管、指导和机构自治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33]。权力的下放和“政府管理角色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政府的作用降低了，反而变得更加重要和有效”[34]。这就意味着，国家对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责任和权力，应该从过多介入具体管理事务的模式中解脱出来，努力做到“积极有为”但又不“越位乱为”，更多是以立法、规划、评估和服务等间接调控的形式加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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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文辉，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来源：《教育研究》2022年第10期